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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思维共性和特色

文章来源: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05年11月23日 点击数: 次 【字号:

 

 

                                           李智平

 

 

      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分别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代表,其思维具有开阔性和前瞻性的特征、开拓性和创造性特征、开放性和明显的时代性的特征、深刻的辩证性特点、都强调实事求是等共性,但由于二位伟人所处时代、面临的任务及他们个性的差异,其思维也表现为开放性程度的不同和思维个性的差异。

 

    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思维  共性  特色

 

    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其独具一格的战略眼光、超越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两位伟人,为国家的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思想和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思维也具有明显的相似点和鲜明的个性特色。

    首先,二位伟人作为党的领袖,其思维的落脚点总是紧紧围绕着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展开,其思维有许多他们才有的共性:

    其一,具有开阔性和前瞻性特征。列宁说:“‘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①毛泽东、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时刻关注着时局,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致高点,全方位地思考着革命和建设中的诸多重大的问题。他们都善于思考,善于分析,善于抓主要矛盾,有预见性地及时提出下一个阶段或下一步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纲领、方针、政策。其思路的开阔和超前是一般人所不及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斗争中选择的领袖,在每一个革命时期他都有高于一般人的正确主张。他在中国革命早期的1925年就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形成了较为明确而系统的看法。接着,又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第一次揭示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使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此危急时刻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接着,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后,在实践中形成和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而初步形成了我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基本思想。抗日战争中,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退,以及在国统区广为流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观点,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由于敌强我弱,敌小国我大国、敌非正义我为正义之民族解放战争等方面原因,决定这是一场持久战,日寇不能灭亡中国,中国也不可能迅速取胜,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荒谬错误,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各个阶段不同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针,连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钦佩不已,下令国军将领学习《论持久战》。解放战争初期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针的制订、三军挺进中原及时拉开战略进攻的序幕、三大战役实施大决战更是前所未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部署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建国初期的所有制改造,党的八大方针的提出,无不闪烁着毛泽东非凡的智慧和高瞻远瞩。1975年各行各业的整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由农村到城市,由沿海到内地乃至全国,由教育到科技、商业、金融,到政府机构、用人制度等的改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教育的“三个面向”,“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构想等等又无不与邓小平的睿智和超越常人的思维息息相关。

    其二,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特征。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邓小平二位伟人善于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吸取集体的智慧,总结群众的经验,把握时代的脉博,不落常规,不搬教条,不受羁绊,大胆设想,大胆创新,开辟非凡的事业。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以非凡的胆略,在文家市会议上精辟地分析时局,断然否定了临时中央攻打长沙的计划,提出了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形成了不同于苏联革命的模式。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再次玩弄和平骗局,斯大林出于对美国的顾忌,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毛泽东在揭露并揭穿国民党和平阴谋后,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最终彻底摧毁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按照农、轻、重的关系发展,排除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使全党耳目一新。为了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晚年毛泽东以惊人的魄力打开了中美、中日之间的大门,恢复了中美、中日的正常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局势是严峻的:多年来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盛行,人们已经习惯了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更习惯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结论的教条式理解,人们被禁锢在“左”的樊篱中。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禁锢着不少人的头脑,要使全党乃至整个民族摆脱这种束缚,解放思想,扭转大局绝非易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必须科学全面准确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从而实现拨乱反正,奠定改革开放的大局。所以,毛泽东作为国家统一和共和国的缔造者,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奠基者,都具有伟大的开拓精神、非凡的开拓勇气、超常的开拓意识和不同于一般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开拓创造思维能力的人能够率领一个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带领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不断地开辟崭新的局面,开创出划分时代彪炳史册的伟业。

其三,具有开放性和明显的时代性特征。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②针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建设,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胸怀全局,放眼世界,指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④又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⑤在这里,二位伟人纵观历史,俯视全球,关注现代文明的每一项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思维的开放可见一斑。同时,毛泽东、邓小平的思维紧扣着时代。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毛泽东始终把握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北伐战争、第一次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订和调整都是从实际出发,从时代的需要出发。五十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积极努力。邓小平是怀着一股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特别是强烈的时代意识来着手进行改革开放,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邓小平深恐中国丧失时机,丧失机遇,多次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⑥其强烈的时代气息跃然纸上。

其四,思维中辩证法思想十分突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辩证法大师,他们的辩证思考无疑是中国人民之福。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战争指挥艺术、卓越的领导艺术,以矛盾论为核心的辩证的哲学思想等等昭示着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是毛泽东辩证思维的充分体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断、现代化建设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要有速度又要走一步看一步积极稳妥的观点等等,无疑都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正是两位伟人深刻的辩证思考,特别是两位伟人在辩证思考的同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娴熟地运用辩证的方法指导着革命和建设事业,才有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并走向富裕、繁荣。

其五,二位伟人的思想中都贯穿了“实事求是”这条主线,其思想体系的形成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无论在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注意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毛泽东就把眼光放到了中国的国情上。“八·七”会议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的提出,秋收起义、进军罗霄山脉中断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斗争中的一系列政策、策略及军事战略思想的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的制订,解放战争中的一系列决策,以及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党重点的转移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确定了下来,既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又为全党指明了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多次强调实事求是,并说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最讲实事求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邓小平都是立足于国情,立足于实际。

当然,由于两位伟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根本任务的区别,再加上他们个性的差异,其思维除了具有以上一些主要的相似之处外,也还有各自的特色和区别。

第一、思维角度的不同形成思维开放程度的差异。毛泽东与邓小平始终将民族独立、国家的富强摆在首位,在探索和解决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既注重国情又注意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但由于其所处的时代是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世界革命形势高涨、国际共运变化激荡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强的时代,毛泽东以今日中国为坐标,纵向研究中华民族五千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由于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史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即主要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一定的时期内是以防备为主的。所以,从开放角度来看,前期主要是面向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后期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应有地位和自身安全角度出发,把眼光瞄向了世界,其中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化国际格局中的苏美两级为中苏美“三大角”。其间,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有过一些改革开放的突破性建树。但六十年代初期以后毛泽东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逐步增多,直到在其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出现越来越多限制。邓小平面临的国情和时代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发展都与世界紧密相联,因此,邓小平更多地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落后的现状。故此,他非但主张全面对外开放,引进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把未来中国的发展水准始终对着世界发达国家,并亲自部署从特区到沿江、沿海、沿边,以致全方位的开放。在制订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时,把“三步”的目标定位为中等发达国家。在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领土争端时,邓小平提出先共同开发共同受益的思想。对香港、台湾、澳门的统一问题,邓小平别具心裁,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构想。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上,邓小平确定不管意识形态是否相同,不管穷国富国都和平友好。可见,其思想更加开放,开放的思想离不开其开放的思维。

第二,个性的不同形成二位伟人思维的不同特色。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使民族得到独立,人民得到解放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可谓大气磅礴,加上其非凡的领袖风采,超脱凡庸的诗人气质,其思维带有明显的跳跃性和理想化特征。前者为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其在中国一穷二白这张“白纸”上浓墨绘彩锦上添花。同时,这种跳跃性特性,也容易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式的建设速度,加之当时“冷战”的严酷的国际政治局势,毛泽东以其诗人政治家的眼光,强调“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逐渐地,政治斗争的运转模式机械地套进了经济领域,使经济建设难以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与此不无关系。后者是晚年毛泽东逐渐脱离中国实际,与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违背,思想日趋教条僵化的重要原因。正因为这样,才使实则是一场内乱和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理解为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并形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也是晚年毛泽东的悲剧所在。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性格深沉、“绵里藏针”。在经历“文革”浩劫的深重灾难,亲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历的二十几年的曲折历程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在认清世界形势向着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推进的深思熟虑之后,邓小平率先树立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并反复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深思熟虑和从实际出发的思维特色是十分明显的。正是由于这样,才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本持、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也才有了由农村到城市,由物价到金融、教育、科技、经济体制等全面改革的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改革实践由点到面,由特区到沿海沿江沿边而又乃至全方位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说是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笔一笔描绘成的绚丽画卷。

 

      释:

①《列宁全集》第5卷第28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页

④⑤《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219页、第373页

⑥《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40页。

 

    作者简介:

    李智平,男,1965年2月生,汉族,湖南祁东县人,讲师,大学本科毕业,哲学学士。现在4118ccm云顶集团工作,单位地址:衡阳市向农路54号   421001,该论文发表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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